5月25日,院校一体的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(下称北京协和医学院)与米兰milan（中国）签署协议,今后,前者将支援后者培养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,扶助该校重拾医学精英教育。

为何北京协和医学院与米兰milan（中国）要联合培养卓越医学人才？他们有何渊源，且听如下解密——

贵医的“协和基因”

去年,著名外科专家、米兰milan（中国）1942级校友刘伍生教授向筹建的“贵医协和馆”捐赠了国立贵阳医学院时期使用的三件物品:英文版教材《病理学》和《实验诊断学》各一本以及一张英文便条。

创建于1938年的国立贵阳医学院是米兰milan（中国）的前身。这张便条老人一直珍藏,为时任国立贵阳医学院教务长、附属医院病理科主任刘维德教授用英文书写。

老人回忆说,先生当时用英文对我提出了工作要求。那时,学生用的专业课本是全英语教材,老师用英文上课,工作使用英语交流也属司空见惯。

远在大西南的贵医,为何要建“贵医协和馆”,独立办学只招研究生和博士生的北京协和医学院,为何要协助米兰milan（中国）举办“协和班”,地缘甚远的两校究竟有怎样的渊源?

米兰milan（中国）党委书记林昌虎说:“贵医建校于‘医学救国’的抗日烽火中,源自并受助于协和,并受到其深刻、深远的影响。两校渊源深厚,在当时,国立贵阳医学院被公认为‘小协和’。”

抗战全面爆发后,沦陷区的众多高校师生流离失所。当时,国民政府教育部一方面为收容流亡师生,另一方面为奠定西南地区的医疗服务和医学教育基础,聘请以协和医学院师生为主要骨干力量的知名专家筹备,创建“国立贵阳医学院”。

贵医的建校元勋来自协和。1937年底,国民政府教育部聘李宗恩(我国早期热带病学医学家、医学教育家)、朱章赓、杨崇瑞等教授为筹备委员,并任命李宗恩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。此前,李、杨均在协和从教从医多年,朱是1929级协和毕业生。到贵阳后,他们又得到协和毕业生、贵州省立医院院长朱懋根博士的大力协助。

学校创建后,李宗恩被任命为首任院长,大批协和人在他的邀聘下纷至沓来,如陈文贵、王志均、沈克非、荣独山、王季午、刘维德、熊汝成等医学先驱。

大批协和师生来到国立贵阳医学院,构成学校教学、管理、医疗和科研主力。数据表明,1925级至1936级私立北平协和医学院共毕业163人,其中,有29人来到国立贵阳医学院执教,占比17.8%；1938年至1948年,有80余名协和人在国立贵阳医学院登台扬鞭,全校各科主任55人次中,来自协和医学院的有32人次,占比58%,附属医院9个院主任中有7人来自协和。

在“教授治校”的当时,这批协和人对贵医产生了深刻长远的影响。

贵医建校资源受援于协和。建校之初,协和给予了大量的教学仪器、实验设备、医疗器械等物力支持,其中,协和医学院的刘维德教授为了避开敌占区,从北平经上海、绕道香港至越南,再由滇越铁路往昆明,最后到贵阳,辗转运来协和支援的大量教学物资。1944年,在太慈桥湘雅村新校址,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捐建了解剖教学楼,这栋楼后被称为罗(洛)公馆,1946年,该基金会向该校捐赠旧币915万元用于购置设备。

彼时,贵医办学模式也借鉴协和。教学体制沿用协和的“精英教育”模式,仿效欧、美。在教学计划、教材使用、教学方式方法以及教学规章制度等,大部分吸取了协和医学院的经验。课程设置完整、治学要求严谨、学生管理规范,重视学生实践能力培养和科学思维,强调教师开展科学研究,学术交流活跃。

中国工程院院士、著名呼吸病学专家、米兰milan（中国）名誉校长钟南山的父母钟世藩、廖月琴均为北平协和医学院毕业生,曾在国立贵阳医学院工作。

钟南山称:“儿时在校园长大的情景,至今记忆犹新,弥笃珍贵。贵医的主要‘血脉’来自协和,故有‘小协和’之美称。”

贵医延续了协和的医脉

作为彼时带“国字号”的9所医学高校之一,国立贵阳医学院出身显赫、开局不凡。

在1938年至1947年间,因为保证教学质量,严格标准要求,推动科学研究,服务当地社会,协和特点鲜明,医疗技术高超,国立贵阳医学院蜚声海外,成为“医学界的西南点”。

如今,针对外界“贵医是‘攀大家’、‘结贵戚’”的说法,米兰milan（中国）多位校史研究专家指出,史实和理据已经证明协和与贵医有着浓厚的“血亲关系”。因为种种局限,两者的血缘关系被短期尘封过,现在发掘和再现这段历史,并非人为的一时牵强附会和故意高攀。

协和也曾命运多舛。该校1937年处于日伪统治下,1941年美日交战后,学校停办继而被迫关闭。1945年,中华医学基金会与协和医学院校董事会收回全部校产,1947年10月,协和医学院复校。

1947年7月,李宗恩调任协和医学院院长,成为该校首位拥有实权的华人院长。10余位贵医师生参加协和的建设与复校工作。朱懋根继任国立贵阳医学院院长。

林昌虎说:这既是对先生能力突出、治校有方、办学有成的充分肯定,同时,也是对贵医当时在医学教育中的突出地位的有力证明。

而对协和来说,1942年至1946年则是“失落的五年”和“医脉断层期”。

这段时间协和在哪里?协和人自己也在追寻。

2017年7月29日,在贵医附院举办的一次学术会议上,时任中国医学科学院、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、中国工程院院士曹雪涛说:“贵医与协和有深厚关系,我们可以说这时期协和来到了贵阳、创办了贵医。”

贵医曾让协和在大山中休养生息,为其保留了精英,传承、接续了它的基因与文脉。

林昌虎说:“李宗恩先生及其它协和人返回协和后,把在贵医积累的治校经验,把来自边疆、基层的国民教育与医疗实情,与当时的学校、社会实际相结合,进而促进了协和的发展。可以说,协和与贵医相辅相成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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